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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》版本和真伪的影响如何?

2011-06-01 11:24:55 本文行家:刘留云

  《论语》到汉朝,有三种不同的本子:(1)《鲁论语》二十篇;(2)《齐论语》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《鲁论语》相同,但是多出《问王》和《知道》两篇;(3)《古文论语》其书为古文字(指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),二十一篇,也没有《问王》和《知道》两篇,但是把《尧曰篇》的“子张问”另分为一篇,于是有了两个《子张篇》。篇次也和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不一样,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。今本《论语》,系东汉郑玄

  《论语》到汉朝,有三种不同的本子:(1)《鲁论语》二十篇;(2)《齐论语》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《鲁论语》相同,但是多出《问王》和《知道》两篇;(3)《古文论语》其书为古文字(指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),二十一篇,也没有《问王》和《知道》两篇,但是把《尧曰篇》的“子张问”另分为一篇,于是有了两个《子张篇》。篇次也和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不一样,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。今本《论语》,系东汉郑玄混合各本而成,共二十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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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东汉张禹碑《鲁论》和《齐论》最初各有师传,到西汉末年,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《鲁论》,后来又讲习《齐论》,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,但是篇目以《鲁论》为根据,“采获所安”,号为《张候论》。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,其时极为尊贵,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,后汉灵帝时所刻的《嘉平石经》就是用的《张候论》。 《古文论语》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,当时并没有传授。相传秦始皇(公元前二五九---前二一0)焚书坑儒,孔子九世孙孔鲋曾把古文《论语》及孔子的经典著作藏于夹壁中,后世扩建时才发现,其壁称“鲁壁”。何晏《论语集解·序》说:“《古论》,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,而世不传。”《论语集解》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《注》。但孔安国是否曾为《论语》作训解,《集解》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,陈鳣的《论语古训·自序》已有怀疑,沈涛的《论语孔注辨伪》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,丁晏的《论语孔注证伪》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。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。直到东汉末年,大学者郑玄《论语注》以《张候论》为依据,参照《齐论》、《古论》,作了《论语注》。在残存的郑玄《论语注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、齐、古三种《论语》本子的异同,然而,我们今天所用的《论语》本子,基本上就是《张候论》。于是怀疑《论语》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。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“经师”,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,附会王氏,保全富贵,当时便被斥为“佞臣”,所以崔述在《论语源流附考》中竟说:“《公山》、《佛肸》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《鲁论》为己解嘲乎?”但是,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,而《论语》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,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。

  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,仍然只能以《论语》为最可信赖的材料。无论如何,《论语》的成书要在《左传》之前,刘宝楠在《论语正义》(《公山章》)主张:论语是用来补充《左传》的,不应该根据《左传》来怀疑《论语》。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,以此来范围孔子,来测量《论语》的真伪,纯驳,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。

  《论语》自汉代以来,便有不少人注解它。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,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,才进而学习“五经”,“五经”就是今天的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(除去伪古文)、《易经》、《仪礼》和《春秋》。看来,《论语》是汉人的启蒙书的一种。汉朝人所注释的《论语》,基本上全部亡佚,今日所残存的,以郑玄(127—200,《后汉书》有传)注为较多,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。估计十存六七;其他各家,在何晏(190—249年)《论语集解》以后,就多半只存于《论语集解》中。现在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就用何晏《集解》,宋人邢昺(932—1010年,《宋史》有传)的《疏》。至于何晏、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《论语》的书,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(1629—1709年,《清史稿》有传)《经义考》,纪盷(1724—1805年)等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以及唐陆德明(550左右—630年左右。《新唐书》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,此由《册府元龟》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)《经典释文序录》和吴检斋(承仕)师的《疏证》。

  关于《论语》的书,真是汗牛充栋,举不胜举。读者如果认为看了《论语译注》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,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: (1)《论语注疏》——即何晏集解、邢昺疏,在《十三经注疏》中,除武英殿本外,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,因它有《校勘记》,可以参考,基本文文字出现于《校勘记》的,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,便于查考。

  (2)《论语集注》——宋朱熹(1130—1200年)从《礼记》中抽出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,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《四书》,自己用很大功力做《集注》。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,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。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,科举考试,题目都从《四书》中出,所做文章的义理,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,这叫做“代圣人立言”,影响很大。二则朱熹对于《论语》,不但讲“义理”,也注意训诂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。

  (3)刘宝楠(1791—1855年)《论语正义》——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、宋人的注疏,所以陈奂(1786—1863年)作《毛诗传疏》,焦循(1763—1820年)作《孟子正义》。刘宝楠便依焦循作《孟子正义》之法,作《论语正义》,因病而停笔,由他的儿子刘恭冕(1821—1880年)继续写定。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。征引广博,折中大体恰当。只因学问日益进展,当日的好书,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,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。

  (4)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。

  (5)杨树达(1885—1956年),《论语疏证》。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《论语》或者和《论语》的有关资料都依《论语》原文疏列,有时出己意,加案语。值得参考。

  (6)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。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,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。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,使他在注解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春秋左传》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。他的《论语译注》注重字音词义、语法规律、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、风俗习惯等的考证,论证周详、语言流畅,表述清晰准确,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,更是普通读者了解《论语》的一本入门参考书。当然,《论语译注》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。

  (7) 《论语别裁》 ——南怀瑾讲述,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虽然南怀瑾先生自称:本书定名为“别裁”,是因为其讲解,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,只是个人一得所见,不入学术预流,未足以论下学上达之事也。但南先生渊博的学识,“经史合参”的研究方法,有别于正统学者的讲述方法,使得本书别具特色,对现代人了解《论语》有很大的帮助,建议收藏。

  《论语》首创语录之体。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。《论语》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,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。今本《论语》共二十篇。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义”。据统计,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讲“仁”的地方共109次,讲“礼”的地方共75次。孔子的“仁”含意广泛,几乎包括所有做人道理。他说有五种品德算是仁: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”又解释:“恭则不侮,宽则得众,信则人任焉,敏则有功,惠则足以使人。” 《论语》以记言为主,“论”是论纂的意思,“语”是话语,经典语句,箴言,“论语”即是论纂(先师孔子的)语言。《论语》成于众手,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,有孔子的再传弟子,也有孔门以外的人,但以孔门弟子为主。

 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,它以言简意赅、含蓄隽永的语言,记述了孔子的言论。《论语》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,或简单应答,点到即止;或启发论辩,侃侃而谈;富于变化,娓娓动人。

  《论语》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,展示人物形象。孔子是《论语》描述的中心,“夫子风采,溢于格言”(《文心雕龙?征圣》);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,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。此外,围绕孔子这一中心,《论语》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。如子路的率直鲁莽,颜渊的温雅贤良,子贡的聪颖善辩,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,都称得上个性鲜明,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孔子因材施教,对于不同的对象,考虑其不同的素质、优点和缺点、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,给予不同的教诲。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。据《颜渊》载,同是弟子问仁,孔子有不同的回答,答颜渊“克己复礼为仁”,答仲弓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答司马中“仁者其言也讱”。颜渊学养高深,故答以“仁”学纲领,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。又如,同是问“闻斯行诸?”孔子答子路:“又父母在,如之何其闻斯行之!”因为“由也兼人,故退之。”答冉有:“闻斯行之。”因为“求也退,故进之。”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,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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